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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共富梦”的村支书张明忠：大家富，才是富******

　　(新春走基层)追逐“共富梦”的村支书张明忠：大家富，才是富

　　中新网张家界1月18日电题：追逐“共富梦”的村支书张明忠：大家富，才是富

　　作者白祖偕邓霞张雪盈

　　张明忠是湖南张家界永定区的名人。他是土生土长的官黎坪街道仙人溪村人，曾常年在外打工，2012年从广东回张家界创业，取得佳绩后又挑起仙人溪村党支部书记这副担子，为家乡谋发展，为乡亲谋福利。

　　从张家界响当当的“大老板”到仙人溪村赤诚为民的“领头羊”，张明忠靠的是建设家乡的一腔热血。他说：“自己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富。我是党员，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家乡发展和乡亲致富作贡献。”

仙人溪村村部。　受访者供图

　　抓党建凝聚涣散民心

　　仙人溪村是张家界永定区最大的村，2016年由原仙人溪、犀牛潭、熊壁岩三个村合并而成，村情复杂、民风彪悍，村干部各自为政，工作相互掣肘是基本村情。2019年，合村后的第二任村党总支书记和副书记受到免职处理。这时，党组织想到了从仙人溪村走出去的“能人”张明忠，希望他能挑起支书这副重担，稳定村局面，带领村民致富。

　　“任村支书这事我从来没想过，总担心干不好。”张明忠说，他之前常年在外打工、创业，对村里的情况并不太熟悉，且当时他的事业正蒸蒸日上，每年纯利润都上百万元，也是分身乏术。“但党组织找我谈了四次话，让我坚定了挑起这副担子的决心。”最终，张明忠将产业交给家人打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村务工作中。

　　如何增强党员干部凝聚力，让大家勠力同心，成为张明忠面临的第一道“拦路虎”。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他便把抓乡村党组织建设作为首要任务，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等组织生活制度，提高党组织生活质量；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学习先进经验和特色做法，大力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村“两委”工作制度，坚持“民主管理，村务公开”，促进各项事业公开透明、顺利开展。

　　“村里实行了村务、财务、党务三公开制度，采取重大事项一事一议，小事召开两委会研究，大事通过代表会、党员会，甚至村民大会民主决策，保证村里各项工作在民心稳定的条件下开展。”张明忠说，村里的大事小事都充分体现村民自治和村民参与，既增加了工作透明度，也消除了隔阂和疑虑，更好地赢得了村民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还大力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同时注重发挥乡贤、老党员、年轻人的作用，成立乡贤会、老村干部会与乡村振兴先锋队，使其与党员大会形成联动，提升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与责任感。”张明忠说，干工作首先要抓人心，只有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工作才能顺利开展起来。

　　在党建引领下，张明忠带领全村党员干部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乡村振兴等“大考”中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切实为村民办实事、解难题，仙人溪村逐渐呈现经济向好、积极向上的景象，干群关系也大为改善。

　　“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谁为他们谋福利，他们就支持谁。”湖南省外事办驻仙人溪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刘牧说，如今的仙人溪村，已从“上访村”成为永定区党建工作免检村，张明忠还高票当选为永定区第八届区人大代表。

仙人溪村党员参加主题党日活动。　受访者供图

　　抓基础改善投资环境

　　从张家界永定城区驱车前往仙人溪村，沿着平整的山路蜿蜒而上，40多分钟后就到达仙人溪村部。

　　一路看看车窗外的风光，车程十分轻松。但在三年前，基础设施落后还是制约仙人溪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要想富，先修路。”自2020年初起，张明忠就通过多方筹集资金，带领村班子成员、村民，全力投入到通组公路的建设上。

　　“以前这里只能走土路进出，年年整路年年冲损。”张明忠指着连接犀牛潭片与仙人溪片的通组道路说，道路没硬化前，稍重的车辆经过就会在路面留下大坑，遇上雨天更是泥泞难行。他上任后还专门聘请附近的一位村民每日对路面进行清理、修整。但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吃力不讨好。

　　为彻底解决这些“肠梗阻”道路，村里2020年初首先硬化了仙人溪片1.78公里的通村主干道，2020年底又硬化了熊壁岩片的2.1公里通组公路，2022年又重新启动涉及四个村民小组400多人、长2.8公里的省级扶贫道路硬化项目，共筹措资金460余万元。

　　随着“肠梗阻”道路打通，仙人溪村未经雕琢的美丽风光让越来越多的游客“不请自来”。2022年夏日，仙人溪村日均游客上千人，虽暂无门票收入，但庞大的人流仍给村里带来可观的消费收入。

　　为改善村民饮水难题，2022年张明忠充分利用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驻仙人溪村这一资源，多次与湖南省外事办驻村干部对接水池建设项目，使困扰村民多年的饮水问题得到解决。

　　仙人溪村熊壁岩海拔高、气温低，加之山顶地势较平坦，土层肥沃，村支两委因地制宜，在此大力发展高山反季节蔬菜。为拉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实现三产融合，张明忠积极争取省级驻村工作队帮扶和支持，与步步高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多方争取资金在杆子坪易地扶贫安置点修建面积达700平方米的综合服务大楼，用以建立蔬菜分拣中心和综合服务超市，纳入村集体统一管理。

　　“现在交通便利了，综合服务大楼建成后，不仅可以保护熊壁岩高山反季节蔬菜的销路和价格，还能带动周边村镇民众种植蔬菜。”张明忠说，该项目投产后，仅分拣中心就可以解决30人以上的就业，带动间接就业200多人。

仙人溪境内的小天门景观。　张雪盈摄

　　抓资源激活产业发展

　　仙人溪村境内的大峡谷奇峰兀立、山清水秀，其标志性景观——小天门令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熊壁岩山顶海拔超1300米，四周悬崖绝壁，其山体与天门山、七星山合称张家界三大绝壁高山。

　　“仙人溪村环境优美，植被覆盖率达98%，且处在张家界市1小时生活圈内，发展旅游大有可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明忠发现两名美术爱好者石给给、李嗯嗯在仙人溪村长住写生，其作品精良、笔触细腻，在社交平台反响热烈。为让两人安心在此创作，张明忠自掏腰包为其改善居住环境；同时思考该如何利用村里的自然生态资源，发展产业经济。

　　好消息来得猝不及防。专心从事艺术创作的石给给和李嗯嗯精品不断，很快便引起一位上海投资人的关注。后者决定与两人合作，在仙人溪村建设一期投资6000万元的“失落山谷”项目。该项目计划打造一个集文化、艺术、创意、旅游、健康、民宿等于一体的产业基地，吸引艺术家和高阶人群来此创作、休闲，再通过他们的作品持续向外推介“失落山谷”和仙人溪村。

　　在张明忠看来，仙人溪村山美水好，其上游地段属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发展产业需慎之又慎。“失落山谷”项目不在水源保护区内，又能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与村里的发展思路十分吻合。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张明忠介绍说，湖南省委外事办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都十分重视产业发展，除“失落山谷”项目外，近两年来还签约了博落回中草药种植项目、仙人溪村国际艺术村项目、仙人溪村农业文化旅游综合产业园等，既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又解决了村民务工难的问题，村民收入随之得到成倍增加。

　　目前，仙人溪村支两委与湖南省委外事办派驻工作队共同拟定了《仙人溪村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规划》，有序推进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积极促进各项产业发展。

　　张明忠及村“两委”班子成员三年的奋斗换来了丰硕回报。2022年，仙人溪村村集体经济收入预计可达70万元。“这里面有部分是爱心企业的捐赠，但随着‘失落山谷’等项目陆续建成投产，未来两到三年内村集体经济还将继续增长，可为村民做更多实事。”张明忠说，去年村里有9个孩子被大学录取，是近年来成绩最好的一年。村里不仅召开了优秀学子表彰大会，还为他们颁发了村级奖学金，勉励他们将来更好地回报社会、回报家乡。他上任前村里欠下的旧债也在陆续偿还，预计未来两年内能全部结清。

　　看着仙人溪村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张明忠的“共富梦”更加明晰：加快乡村振兴步伐，让更多年轻人看见家乡的发展机会，吸引他们返乡创业、就业，为仙人溪村的后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完)

与名人交往忆事******

　　苏戈

　　我到中新社当记者，是在五十年代初中新社刚成立不久。副社长王纪元同我谈话说：“中新社处于起步阶段，在社会上还没有影响，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特别是要邀请国内知名人士及文艺界名家为我社撰稿，扩大海外影响。”

　　那时，当一名文艺记者也有很多困惑。如文艺界名人生活习惯的差异，已经成名的人士不在乎多一次的扬名机会，加上许多人士或单位不认中新社的牌子，所以我开始工作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人家不理睬摔电话、吃闭门羹，特别是同新华社、《人民日报》多家中央级媒体记者共同采访时受到冷落等，让我觉得很伤面子。再加上社内也有很多规矩限制，如要了解外报转载的文章落地情况，只能查看进步报刊，中、“右”的报不得借看等，这给开展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当然，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对中新社的了解不断深入，工作逐步开展，我的工作得到绝大多数各界名人及文艺单位的支持与帮助。更有许多青年人对我这份能经常接触明星、歌星等文艺界人士的工作极为羡慕。每当忆起当年那些人和那些事，我也倍感欣慰，难以忘怀。

　　老舍先生的幽默与认真

　　有一次采访老舍先生，我带上介绍信到乃兹府老舍先生宅院(现改为老舍先生纪念馆)。见到老舍先生后，我将信递交过去，先生看了信便问：“中新社和新华社有何不同？”我将中新社是民办通讯社，社长为金仲华，供稿对象是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等一一道来。先生边看介绍信又问：“是民办通讯社？”“是啊！是啊！”先生认真地重复问，我又重复回答。看来先生对“民办”两个字有不解之处，我也无法解答更清楚。这时坐在旁边的老舍夫人胡絜青大姐笑着说：“民办就是民办。”大家互相看着笑了起来。那些年我经常麻烦老舍先生，凡是遇到年节、假日、祖国大庆，便邀请先生为我社撰写文章。只要先生能抽出时间，他绝对愿意帮忙。

　　如今老舍先生已谢世，他给世人留下了不朽的作品。他的作品不仅生动表现了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也写出最底层人民的疾苦，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面貌。老舍先生是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人，让人永远怀念。

　　张恨水状告中新社

　　张恨水是位著名言情小说家，一生撰写了120多部小说，大量的散文、诗词、游记等作品，是位多产作家。他的著名小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夜深沉》等多部作品均拍成电影及电视剧，影响极广。我很早就阅读了他的小说，也可以算是他的“粉丝”吧。1956年夏季的一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前往西四砖塔胡同一座四合小院拜见张恨水先生。当我推开小院便门时，见到先生和夫人正坐在亭院中八仙桌旁饮茶。夫人很娇小，像是南方人模样。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先生说话语气低沉，言语不多，似乎有心事，或对当下新中国建立不久的环境不适应？当我问起先生近期有何大作时，先生不直接回答，只说没有什么事，很闲，有时在附近遛遛弯。我根据他说的现实情况，提出请先生为我社撰写一篇《北京街头见闻》，先生答应了。我便不打扰，起身告辞。没过几天我接到了先生寄来的文章，大约四五千字，交给组长黄嘉锦处理。黄嘉锦组长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地下党员、菲律宾归侨，能干，有魄力。他大刀阔斧将张恨水先生文稿压缩成二千字，便发往香港报刊。事过半个多月，王纪元副社长叫组长和我到他办公室，告诉我们说：“张恨水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告了中新社，说‘对作者不尊重，不负责任，随意改动作者文章’。”发生这种事对中新社影响很不好，组长和我都挨了批评，我们也做了检讨并吸取了教训。尽管我们给张恨水先生带来不愉快的经历，但先生以大度的胸怀仍应邀为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撰写了多部长篇章回小说，对外报副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为此，我们很感谢张恨水先生。

　　批斗“电影皇帝”崔嵬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兼导演崔嵬先后拍摄了《青年之歌》、《小兵张嘎》、《杨门女将》等多部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影片，并在电影《红旗谱》、《宋景诗》、《海魂》中扮演了不同类型的角色。1962年，由《大众电影》读者投票评选的“百花奖”对崔嵬在电影《红旗谱》中扮演的朱志忠这一纯朴、善良、勇敢的农民形象给予了极高评价，授予他最佳男演员奖。为此，我写了一篇《访最佳男演员崔嵬》，刊登在《中国新闻》稿本第二部分。此稿很快被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转载，香港《大公报》刊登时将标题改为《电影皇帝”崔嵬》。据了解，当天香港街头报亭《大公报》销量剧增，受到香港居民的欢迎。没料到，“文革”期间，“电影皇帝”这篇改动标题的文章给崔嵬凭空增加了一条罪状。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位延安时的共产党员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了，被那些不了解内外社会制度区别的群众揪斗不放，吃了不少苦头。“文革”过后我又见到了崔嵬，向他表示谦意，“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崔嵬用他那山东人特有的宏亮嗓音，直爽、坦然地说。是啊！灾难是过去了，如人有再提起那段历史故事，就当笑话讲给后代听吧。

　　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

　　1966年“文革”伊始，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通讯组曾两次报道有关京剧艺人言慧珠的文章，这两篇大毒草应受到批判……。我看了大字报很气愤，有同志支持我反唇相讥。我想想还是冷静下来。1960年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从上海来北京开会时，我采访了她。当时，她是上海戏曲学校副校长。她向我介绍了培养京剧接班人的情况，并对京剧艺术后继有人充满信心。同年夏季我从上海晚报上看到一则关于言慧珠、俞振飞结婚的短讯，即写信邀请她为我社撰写一篇蜜月旅行见闻之类的文章。言慧珠很热情，很快复信。信中说明：他俩畅游长江，欣赏了祖国美丽山河，看到了长江两岸人民的美好生活等。她还说，他们回上海已过多日，不是新闻了，如需要，请我代笔，用她名字发表。我根据言慧珠的委托及信中所描述的情况，写了一篇《言慧珠、俞振飞蜜月旅行追忆》，发给香港。香港及海外有些报纸很快采用。因为这种文体的稿件通讯组曾发表过多篇，很受外报欢迎。记得《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一稿不仅被多家外报转载，而且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人的肯定及表扬。言慧珠是著名须生言菊朋的爱女。言慧珠才艺双全，扮相秀美，唱腔清亮圆润，深受广大京剧爱好者的喜爱。俞振飞是著名小生，是梅兰芳的搭档，他不仅在国内扬名，而且深受香港、台湾及海外京剧爱好者关注。再说，当年通讯组每三个月就要全面检查所发出的文稿，如有问题早就挨批了；其次，所报道的对象，不是个人喜爱而是因工作需要，符合我社规定的爱国主义报道方针。这场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未能掀起更大地浪花，没过多久，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

　　拜见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本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领导给了我这任务，只有服从别无二话。领导交代：请邵力子先生撰写一篇国庆十周年观感，不谈人口问题。我领会了精神，随即前去拜访邵先生。邵力子先生是浙江绍兴人，讲话略带乡音。他是1949年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主要人士之一，主张国共合作，后因谈判破裂，邵先生主动要求留在北京未回台湾，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等要职。邵先生很热情也很健谈，待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很快应允。他认为，建国十周年各方面变化很大，特别是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尊重，对宗教信仰的自由政策等，给先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我采访结束起身告辞时，邵先生又问我是否看到了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有关计划生育及人口问题的文章，接着他很激动地讲道：他曾在1953年时，在一次重大政治决策会议上提出中国人口过多，需要计划生育的观点；还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人口问题做了专题发言。邵力子先生说：人口多是好事，但在经济和物质不够发达的社会环境中，控制人口刻不容缓。他的观点有三方面：第一，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不利；第二，生子女多对妇女身体健康不利；第三，对儿童成长教育不利。我聆听了邵力子先生关于人口问题见解与观点，极为敬佩和赞同。但是当年有关人口问题的政策是学苏联，是国策。这一观点又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表示同意？我做为一名记者更不敢随意表态。先生看我没任何表情，一定是大失所望。很遗憾，如果先生不在“文革”中故去，如果先生能活到现在，看到中国人口增势得到控制，经济发展，国富民强，定会感到欣慰。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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